领导力究竟是什么？领导力有文化差异吗？存在所谓中国式领导力吗？如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发展领导力？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好奇与追寻，2018年9月1日，20多位中国最顶尖的企业大学校长与专家从全国各地汇聚北京蟒山，参加中国企业大学百人会共创沙龙活动。在国家级森林公园清新微风的吹拂下，在国家电网管理学院恢弘大气的校园中，嘉宾们积极投入，论道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领导力发展。

一、普世的领导力

领导力是来自西方文明的概念。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领导力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专家们在不同的角度研究领导力这一特殊的人类行为。

总体来说，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领导力是领导者为群体指引方向，团结激励大家共同实现愿景与目标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品格与能力。

与会大部分嘉宾认为，大道归一，在领导力定义的最底层，是不存在中西方差异的，领导力是普世的。

领导力是令人追随的力量。吴向京认为，领导力是带给人信心、勇气、力量、方向，令人追随的能力。任正非曾说：“领导力是在黑暗中找到微光，并且坚持，沿着那个微光前进的东西。”领导力是在黑暗中保持心中那个微光，这个微光不是外来的，是内心的，我觉得那更接近领导力的本质。

领导力是构建于个人品格之上的。邰慧认为：“品格包括人格和价值观，领导力是在品格之上的格局和专业能力的综合。格局就包括了大局观、胸怀，也包括了视野和洞察力。专业能力就是管人、理事的部分，更多的是实操部分。它的综合就是领导力。”

领导力是要作用于追随者的。李庆欣强调组织文化塑造的重要性，在尊重、平等、自由的氛围中，领导力是让在领导力框架下的每个人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和创造力。

德鲁克曾经说过：“领导力是关于将一个人的愿景提升到更高层次的事业，将一个人的绩效提升到更高的标准，将人格推到超越常规局限的地步。”

领导力难以描述，但它就在那里，可以被感知到。高强认为领导力就像美，看到就知道了。伍晖提到了一个亲身经历，呼应了高强的观点。“有一年我们一起走出去，去苹果，当时是苹果的最高管理层库克一起跟我们座谈，他就很平易近人的坐在那里，跟你一聊就是两个小时，中间不会说怎么着就走了。最后也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把你送到电梯上，没有任何的颐指气使的表示，但是让你感觉到领导力就在那里，这是可以感知到的。”

领导者一定要有格局。王威提到了奥巴马总统的话：“不要想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想你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这就是支持着奥巴马从政，竞选议员，从非常严重的失败中重新爬起来的力量。对他来说，如果真的想成为一个领导者，你要有这种格局，你不能想着我要有一个转角的大办公室或者是挣多少钱，如果你的目标在那里，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高级领导者。

这一点中外也是一致的。吴向京提到水浒的四任领导，王伦、晁盖、宋江、李俊。王伦格局最小，晁盖次之。宋江格局较大，但仍有局限，导致招安后梁山分崩离析。李俊格局最大，出海开辟新天地。昭示结局。

高松认为领导力的最大特征是开创性与引领性。领导者需要破局，引领众人从黑暗迷茫中走出来，走向拥有光明希望的彼岸。领导者需要有开创性的贡献。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所以被世人铭记，是因为他是一个破局者，他重新定义了“精神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并间接促成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开展，他其实是中国社会思想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如果说蔡元培拥有领导力，相较而言，其后的两任北大校长蒋梦麟与胡适之就相差千里。

二、圣经与诗经

如果领导力本质是一致的，那么中西方领导力研究还存在差异吗？中国文化背景下领导力是否体现出差异性？是否存在所谓中国式领导力呢？

领导力是情景化的，是不稳定的。需要在特定组织，特定的发展阶段产生作用的，不存在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领导力。丘吉尔独裁专断的领导力在英国二战对抗德国的艰苦岁月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到了和平时期，丘吉尔竞选首相落选，他说：“人民对领袖的残酷正是人民的伟大。”

侯涛提到了组织的特殊性：“不是这个企业的人，不能融入组织内部，再有本事都不管用，因为你没有办法去作用于他，你的影响力是没办法发挥的。所以我觉得作为领导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组织就不一样。”

领导力是关于要向何处去，为什么要去，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在去的过程中成员如何组织与协作。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必然涉及到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社会体制、历史传统等深层次因素。这些要素有差异，所展现出的领导力就必然有差异。

西方领导力的背后站着圣经。吴向京认为，西方最早的领导力经典就是《圣经.旧约》的《出埃及记》。这本书描述了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的指引下，由先知摩西带领，从埃及为奴的悲惨之地，向上帝许给的“流着蜜与奶的迦南地”进发的历史。

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揭示了许多西方企业家拼命工作，努力赚钱，回报社会的基本原动力，因信称义，荣耀上帝，获得救赎。

东方领导力的背后站着诗经。吴向京认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中国领导力的经典著作。其中《大雅.绵》是一首叙事史诗，“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描述了古公亶父率领部落迁徙的创业史。

事实上，作为全球历史上延续保存最为完整的中华文明，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儒家、道家、禅宗等中华文化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与全球社会。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一旦唤醒必然会产生巨大能量。

德鲁克曾说：“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张博栋对德鲁克这句话的解读是“领导力发展的土壤就是民族文化传统及管理现场。中国人的人情关系的应用，就是我们对国家民族甚至是自己未来命运和发展，我们的追求和期待。”

三、权谋之术不是中国式领导力

如果确实存在中国式领导力，那么什么是中国式领导力？这其中有许多理解误区。

韩青认为中国的帝王文化还是很强的，许多企业家事业还没怎么样，就要想建自己的帝国，用皇帝的御人之术治理公司。这个实际上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管理风格与仪态。

许多人将中国权谋之术视作中国式领导力。在中国，存在许多所谓中国领导力大师，他们贩卖的思想无非是权谋之术。

权谋之术的本质是零合游戏，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权谋之术是利己的，最常见于中国封建王朝的宫廷斗争之中。如风靡中国的《甄嬛传》所描述的故事。不可否认，权谋之术在特定历史时期与场景下，是保护自我获取权力的有效方法。然而，权谋之术绝不是领导力。

领导力的本质是共赢游戏，是率领追随者开创一番事业，做大蛋糕分享收益。领导力是利他的，是为群体指明方向，为大众谋福利。并在过程中以身作则，率领大家克服困难奋力前行。领导力并非权力所能赋予的，而领导力可以创造权力。

在中国，权谋之术与领导力很容易混淆，但必须澄清。

唐太宗李世民为谋取皇位，发动了玄武门兵变，杀死亲兄弟，逼迫唐高宗李渊退位。这是典型的权谋之术，也是专制体制下政权轮替的流血宿命。在取得皇位之后，李世民却展现了强大的领导力，以人为镜，克己奉公，重用魏征等一代名臣，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明代名将戚继光依附内阁首辅张居正，是自我保护的权谋之术。然而，他训练戚家军，创新阵法与武器，成为战无不胜的抗倭名将，一举结束了百年倭寇之乱。这个过程所展现的则是他强大的领导力。